睢宁县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南部，东邻宿迁市，西接铜山县，北与邳州市毗邻，南与安徽省泗县、灵璧县接壤。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游击环境和革命斗争需要，曾在四周相邻各县双边地带，以睢宁县区域为主，先后建立睢宿县、邳睢县、铜睢县、灵睢县、萧灵睢铜县、泗宿县、泗灵睢县7个特别区域(又称边县)，与日伪顽和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因当时斗争属游击性质，边县党政组织时建时撤，存在时间长短不一，治所边界素无定置。解放后取消边县，建立了睢宁县人民民主政权。全县现有面积1773平方公里，下辖16个乡镇1个开发区、人口133万。

睢宁人民勤劳勇敢，素有革命斗争传统。自戊戌变法以来，不少爱国志士、英雄人物，投身于民主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后，以卓、袁、王、夏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把持着睢宁政权。他们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农民，在政治上扼杀各种进步力量。加上军阀混战，盗匪蜂起，水患不断，社会混乱不堪。广大劳苦群众流离失所，无以聊生，渴求改变苦难的现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睢宁人民，为抗击外来侵略，反对压迫和剥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革命斗争史迹，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一、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对在外地读书的睢宁籍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李大钊派其成员陈德荣、毕瑞生等来徐州，串联睢宁入徐怀云、冷启英和郭子化、戴蔚霞、陈亚峰(又名陈家安)等人在江苏省第七师范学校(校址徐州)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1921年春，该小组成立公开的组织”赤潮社”，出版石印刊物《赤潮旬刊》，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赤潮旬刊》虽然只出四期便被查封，但由于每期印数较多，在睢宁县几所学校师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年夏，在南京、苏州、镇江等地读书的睢宁籍学生陆续返回家乡，并带来了《共产党宣言》和提倡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学说的进步书刊《新青年》、《晨报副刊》等。此后，《共产党宣言》和一些进步刊物在全县教育界广为传播，县甲种师范学校(简称中师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睢城女子完小、古邳峄阳小学等学校进步师生开始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学说。中师校还聘请陈亚峰、冷启英、王树璜等进步青年来校任教，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思想，并创办了《睢潮》刊物。至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火炬在睢宁大地上点燃起来。

　　1923年11月，封建反动势力的代表、睢宁县知事蒋士俊离任，卓待民，袁漱山、王玉树、王惠轩、夏墨林等地方土豪劣绅为其饯行，以吴季讷为首的中师校进步学生和高等小学学生四五十人冲了豪绅们的宴席，县知事蒋士俊夺轿而逃，学生奋起追赶，砸了轿子。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一时间威风扫地。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睢宁各界人士6OO余人在县城黉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师校进步教师陈亚峰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王景武、高觉民等有志青年奔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并参加北伐战争。同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睢宁中师校师生成立后援会，发动学生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6月，近百名学生走上街头，将一些商店里的洋货抬到城东关操场，焚烧殆尽。

　　1925年9月，在省立徐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中共党员苏同仁(女)受中共徐州特别支部派遣来睢宁，化名李慧应聘到睢城女子完小，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她同先期由徐州回睢宁的中共党员王侠民(又名王采芹)一起发展吴季讷入党。同年冬，在睢城女子完全小学建立了睢宁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睢宁支部，王侠民任支部书记。至第二年上半年，党员已发展到十余人。按照徐州党组织(中共徐州特支、独支)的部署，睢宁党组织发动党员在睢城中小学校和高楼、张圩、马浅、古邳等地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剥削和北洋军阀统治，开展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中共徐州特委负责人李广琛等一批在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转移到交通闭塞的睢宁，他们大多以教员为公开职业，继续进行党的活动。9月下旬，在上海入党的中共党员蔡贡庭，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回睢宁，向党内传达了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睢宁支部开始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工作方针。1928年初，一批党员进入国民党左派县长姚尔觉组阁的政府工作，党组织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并以县城为中心迅速向农村扩展。

　　鉴于党组织在睢宁的活动情况，中共江苏省委于l928年6月底派朱秋白来睢宁筹建县委。同年9月底，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睢宁县委在高作集成立，朱秋白、贺涤华先后任书记。中共睢宁县委建立后，立即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领导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同时，县委又组织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夏，中共东南区委书记郭仲彝领导贫苦农民组织“穷人会”，发展会员近百人，号召穷苦农民组织起来和地方豪绅进行斗争。中共西北区委书记陈新然领导组织了长工会、短工会、农民协会，向封建地主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斗争前，长、短工的工资全由地主决定；斗争后，改由长工会、短工会或工资协商会议决定。苏塘营、庆安集一带短工会还把议定的工资标准贴到街头巷尾，使地主不得任意降低工资。在农民运动高潮期间，长工工资由每年的200食增加到600斤至80O斤；短工工资由每天不到一升粮食，增加到3升或4升，而且劳动时间有所缩短，悬租、高利贷也大为减少。

　　1929年4月，国民党反动县政府的官员勾结封建地方势力强迫农民交“学田租”，并殴打无辜群众。中共县委书记贺涤华率领张圩地区800多名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与反动官员进行说理斗争。迫于群众的强大压力，睢宁县反动政府被迫取消了“学田租”，抗官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同年初夏，郭仲彝、高觉民在王林乡高楼圩建立了睢宁县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高楼农民自卫队。他们打土匪，抗租税，保护贫苦农民的生存权利，引起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恐惧。 6月18日，国民党反动派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亲自到睢宁县，纠集当地反动武装攻打高楼圩，高楼农民自卫队奋勇还击，与敌人激战两昼夜，高觉民等壮烈牺牲，农民武装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接着，县委书记贺涤华又在张圩地区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不幸牺牲，县委其他领导人陈新然、吴季讷等受到反动当局通缉，转入地下活动。

　　1929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江长师派孙叔平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来睢宁，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9月，建立中共睢宁县特别支部，孙叔平任书记。193O年2月，重新建立了中共睢宁县委。同年7月，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王树璜(原古邳峄阳小学教导主任)组织古邳群众举行了震惊徐海地区的古邳暴动(亦称旧洲暴动)。睢北地区的一些革命群众化装成赶集、卖柴、卖粮、卖鱼等参加暴动队伍，一度攻占了敌区公所和镇公所，将鲜红的党旗插到了巨山之巅。由于睢宁、邳县两县反动武装的疯狂镇压，古邳暴动失败了，但它向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反抗压迫的强大力量。同年8月，睢宁党组织又发动党员和革命群众百余人在县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群众演讲革命形势。中共龙集支部发动农民对反动地主展开抗捐斗争；中共高作支部领导群众暴动队员五六十人冲进敌区公所，赶走了反动区长。

　　1931年2月，中共睢宁县委在城西岗头吴庄召开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作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党组织的决议。至年底，全县相继建了l1个区委、53个支部，党员发展到840余人。同年5月，中共睢宁县委领导织布、制烟等手工业工人，举行全行业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历时十余天，罢工取得了胜利。

　　1932年4月16日，中共睢宁县委在曲头——马浅一带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向地主豪绅夺粮、夺枪，建立工农武装。暴动队伍在周斌、吴鸿基等人指挥下，先在曲头抓捕土豪劣绅，收缴枪支弹药，烧毁地契，将粮食、衣物、农具分给贫苦农民，继后又向国民党马浅乡公所进发，由于叛徒告密，遭到地主反动武装乡练的疯狂反扑，暴动失败。共产党员梁元启等被敌人抓去，惨遭酷刑后英勇就义。曲头——马浅暴动失败后，王集西北故黄河一带农民反“营田升科”示威和中共徐州特委特派员张景嵩(俗称张六、张黑子)领导的双沟白湾暴动也相继失败。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处通缉、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致使睢宁革命斗争形势再度恶化。党组织活动被迫中断，白色恐怖笼罩了睢宁大地。

　　具有顽强革命斗争精神的睢宁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反动当局的淫威，革命的火种不仅没有扑灭，而且出现了社会各界联合反抗国民党及地主豪绅反动统治的局面。1934年6月，县立实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在韦荣寰等人带领下，为反对校长袁敬斋等人贪污行为而上街游行示威，得到了中师校师生和市民的声援。1935年9月，国民党睢宁县反动当局，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加紧搜刮民财，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土地插标，核查丈量农田亩数。要求农民不分穷富，对所有土地进行插标登记，以期达到亩地亩粮。板乔乡王海庄(现属李集镇)二三百名农民掀起了抗插标斗争，得到了私立徐东初级农业中学(简称私农)广大师生的积极声援，愤怒的群众打死了带领区丁前往镇压的国民党反动派四区区长李恺清。

　　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睢宁各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组织集会和上街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县私立农业中学进步师生组织了“抗敌救援会”，创办《抗敌》刊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O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派陈筹来县“私农”中学与教务主任郝中士(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成员)、教员张蔚梅(秘密党员)等人进行联系，选送王敦均、魏学远等一批进步师生奔赴延安。11月，李宗仁就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到达徐州，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推动下，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动委会”并负责统战工作。他利用这一机构，推动李宗仁举办了第五战区抗日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安插共产党员陈筹、匡亚明、佟子实等担任教师或政治教官。此时，第二批准备赴延安而滞留在徐州的睢宁县进步青年学生，全部转入训练班学习。在“青训班”内，睢宁“私农”学生李光军、吴献贤、许辉、朱雪村、黄廷旭和邳县运河师范学校睢宁籍学生戴尚义等6人被发展入党，并组建了中共“睢宁支部”。戴尚义任支部书记。

　　1937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我县庆安乡吴庄建立了

　　中共徐东南区委。之后，区委书记张芳久联络了在大革命时期失去组织关系的一些老党员，建立了中共魏集支部。1938年1月，徐州“青训班”结业，“睢宁支部”全体成员回到睢宁，以“徐州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团”的名义从事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睢宁支部”成员从徐州回县和“魏集支部”的建立，使中断了4年的睢宁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8年5月，中共睢宁县第七区
区委、第八区区委分别在古邳姚集地区、魏集皂河地区建立，李光军、戴尚义分别任区委书记，以“动委会工作团”的名义在各区开展工作。此后，睢宁人民在中共睢宁党组织的领导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1938年4月，由荣高棠、陈荒煤、张瑞芳等人率领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来我县双沟、睢城等地，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打鬼子去》等话剧，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斗志。在此影响下，双沟的高慰堂、高耀月等青年也组成演出队宣传抗日。

　　1938年5月，日寇从徐州沿海郑公路(海州至郑州公路经过睢宁县境的一段，现为徐淮公路)东犯睢宁县，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O月，盘踞在徐州和双沟的日寇200余人侵犯王集，烧毁132户、6 00余间房屋；仅在祁庄一次就屠杀百姓29人，其中有3户全家六七口被杀绝。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睢宁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共睢宁党组织在宣传抗日的同时，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以抗击日寇。中共睢宁县七区区委书记李光军在古邳镇召集进步青年组建“睢宁县古邳青年救国团”。冷启英等中共党员在县城北王牌坊举办青年武装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随后又以训练班为基础，组建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睢宁独立大队”，下辖4个中队约500余人，吴季讷在以睢宁“动委会”指导员身份工作的同时，被任命为“睢宁独立大队”大队长。与此同时，蒋子丹、吴彦求等各界爱国人士也都积极捐钱捐枪，支援抗日。

　　睢宁独立大队和青年救国团建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不断打击敌人。1938年6月下旬，一批日寇乘车从邳县占城向双沟进犯，途经张圩乡陈油坊村时，遭到睢宁独立大队的伏击，炸毁敌汽车两辆，炸死炸伤日寇多人，打响了睢宁人民武装抗击日寇的第一枪。同年9月，日寇从徐州向东南方向进犯，在双沟被独立大队狙击，打死打伤十余人。时隔不久，日寇企图在古邳羊山安插据点，日寇占领不久即被古邳青年救国团武装赶跑。

　　1938年12月，中共苏皖边区特委决定重建中共睢宁县委，夏际霞任书记。随着抗日局面的发展和中共睢宁县委在睢宁北部活动范围的扩大，l939年4月，中共睢宁县委改为中共邳睢县委(同年9月又改为中共邳睢中心县委，并兼管铜山县东部工作)，张道平任书记。与此同时，李浩然率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先遣第一梯队和中共苏皖边区特委机关越过陇海(东)路南下，在我当地武装配合下，首先摧毁了古邳伪政权，处决了伪镇长刘宾卿。接着，又攻克魏集、皂河、龙集、姚集、张圩等日、伪据点，俘虏伪军800余人。并迫使盘踞在古邳的日寇放弃据点逃回睢宁县城，开辟了以睢宁县古邳镇为中心的一大片根据地。1939年l1月，中共邳睢中心县委撤销，中共苏皖一地委在我县张圩乡王窝子建立。中共苏皖地委的建立，标志着邳睢铜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在后来的抗战岁月中，地委名称虽几经更改，但始终活动在以睢宁巨山为中心的邳睢铜三县交界范围内。并逐步形成了北到陇海铁路，东到京杭大运河，西南到海郑公路，东西长约l20公里、南北宽约4 O公里、人口约150万的三角形抗日根据地。

　　邳睢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使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不断地打击日伪侵略者。周扬季率领50多名苏塘抗日自卫队员在双沟南扬桥伏击日寇，毙伤敌十余人。王广营打入海郑公路上的魏大桥据点，智毙9个日寇，俘伪军十余人，火烧了据点。1939年8月，日寇100余人进犯桃园魏洼，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在大队长胡炳云的指挥下，一举歼灭日寇97人，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这次战斗打出了军威，振奋了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地群众中流传着“日本鬼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的民谣。1940年7月，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一团孙象涵率部在姚集黄汉营阻击日寇、伪军，毙伤敌20余人。这些战斗都极大地鼓舞了邳睢铜地区抗日军民对日寇敢打必胜的信心。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从联共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6月26日，国民党顽固派睢宁县常备旅徐省吾部在庆安燕刘庄打死乡农救会长周保金等3人，打伤中共党员李玉环等3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西屏乡惨案”。中共苏皖一地委于7月7日在古邳望山召开万人声讨大会，迫使国民党顽固派睢宁县长刘天展为死者开追悼会，处决了两个杀人凶手，并宣布撤销徐省吾常备旅大队长职务。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仍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睢宁县地方部队配合新四军九旅二十六、二十七团，在韦国清统一指挥下，于7月31日在王集、陈楼一带一举击溃刘天展的睢宁常备旅千余人，刘天展带领残部及顽固派睢宁县政府人员逃往安徽省灵璧县大车头一带。反顽斗争的胜利，稳定了我县抗战局面，使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分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的孰真孰假。睢宁地方开明人士吴彦求、蒋予丹、魏聚卿．魏轶凡、夏蔡尧等衷心拥护我党的抗日行动，有的为我军捐献钱粮和枪支弹药，有的为部队、机关提供食宿方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41年8月16日，经八路军五纵运西办事处(后改为邳睢铜灵联防办事处)的批准，睢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在姚集杜湖召开。按照“三三制”的原则，选出各界人士代表约400人参加会议，大会选举爱国民主人士吴彦求为睢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制定了施政纲领。会议号召全县人民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群团组织，开展民主运动，按照“三三制”组建乡村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办冬学夜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全县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42年，日寇为早日摆脱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不足的困境，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邳睢铜地区则是日寇在华中进行“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在政治上，日寇采取分化欺骗政策，拉拢地主，打击工农，企图孤立我抗日军民；在军事上，集中兵力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残酷频繁地“扫荡”，推行“三光”政策；在经济上，采取破坏性地抢掠和封锁，妄图造成我根据地粮食生产和财源上的困难。随着形势变化，逃到大车头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刘天展之流，也变得更加反动，打着“曲线救国”的招牌，袭击抗日武装，配合日寇、伪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日寇、伪军派驻重兵控制穿越睢宁县的海郑公路后，睢宁西部地区沟通路北邳睢铜根据地和路南泗灵睢根据地的通道被敌人破坏，抗日根据地渐渐缩小，被压缩在东西百余里，南北只三五里的狭长地带，人口下降到15万以下，环境十分险恶。从此，邳睢铜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

　　1942年7月，为狙击睢宁、王集至双沟一线日寇、伪军骚扰抗日根据地，中共睢宁县委组织数万群众，沿海郑公路北边十多里，开挖一条西起双沟、东到宿迁境内绵延近百里的“抗日大沟”，(沟宽2丈，深l丈)，还挖了许多支沟，纵横交错，相互贯通。白天有民兵、自卫队员、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夜闻有人巡逻打更。遇有情况，牛角号、哨子和梆子声响成一片，地方武装迅即进入抗日沟，以沟为屏障，与敌人周旋，打得敌人心惊胆寒，不敢轻举妄动，有效地阻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
同年11月，日寇、伪军集中兵力7000人、坦克6辆、汽车120辆、汽船19只，在8架飞机的掩护下，兵分5路，对津浦路东淮北地区进行了疯狂的33天大“扫荡”。日寇森田联队纠集日寇、伪军千余人，从徐州沿海郑公路向王集、田河东犯。我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七团在睢六区区队民兵配合下，在王集东小王庄痛击日寇、伪军。之后，我军民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化整为零，组织武工队、除奸队，深入敌后袭扰敌人，区乡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了邢圩、田河等据点的日寇、伪军，取得了33天反“扫荡”的胜利。

　　从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寇、伪军反复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搞“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又一再在军事上搞反共磨擦，在经济上搞“封锁”；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少雨，发生蝗灾，农业收成大减，使抗日根据地军民处境十分困难。睢宁县各级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在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进一步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学习山东省莒县开展减租减息的经验，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在岚山乡发动群众斗争了罪大恶极的黄山恶霸地主陈四，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和反霸斗争的开展；同时，响应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还开展了生产互助，古邳花成山、姚集胡昌桂组织的合伙会曾受到邳睢铜灵联防办事处的表彰和奖励。大生产运动不仅使部队和机关做到部分自给，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促使根据地经济好转，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

　　1943年4月，盘踞在睢宁县城的日寇派出400多伪军，抢占了黄河故道上的叶场，并筑高墙、挖圩壕、修炮楼、布设铁丝网，设点据守，号称“金城汤池”。妄图以此为依托，蚕食邳睢铜抗日根锯地，进而攻占古邳，打通陇海铁路与海郑公路的通道。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淮北三分区司令员赵汇川、政委康志强决定以淮北三分区独立一团及新四军九旅二十七团为主，加上根据地民兵共4000余人，采取“围点打援，先困后取”的方法，从8月9日开始，派二十七团三连配合2500多名民兵对据点实施围困，其余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均在不同方向设伏打援。我广大民兵扛着刀枪棍棒，赶着牲口拖车，伪装山炮，绕叶场运动，尘土飞扬，人喊马嘶，犹如千军万马。据点里的伪军惊恐万状，多次突围未能得逞。我打援部队在外围也连续多次击退从魏集、窑湾、运河、睢宁县城前来增援的日寇、伪军，使包围圈里的敌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救援，陷入绝境。在我军民的强大攻势下，一些伪军偷偷地越过圩沟向我投诚。围困战的第7天，我军发起总攻，生俘伪军官兵420名，缴获长短枪370多支、机枪3挺、小炮5门。这次反蚕食斗争体现了根据地军民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受到新四军四师兼淮北军区领导的嘉奖，延安广播电台及时播发了邳睢铜地区反蚕食斗争叶场战斗的胜利(叶场围困战作为“圈点打援”典型战例，曾被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全国民兵传统战法战例选编》一书)。

　　 叶场围困战胜利后，广大群众抗日热情更加高涨，积极报名参军，仅夏秋之际，全县就有2O00多人参加正规部队，各乡村都建立了民兵自卫队，由18—25岁的青年组成民兵基干队，平时维持社会治安，战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沙集乡王宜龄发动乡邻献枪13支，并变卖自家黄牛买子弹组成民兵武装，并自任队长，率领民兵积极参加抗战，被邳睢铜灵联防办事处授予“民兵英雄”称号，其事迹被编成歌曲在淮北根据地传唱。苏塘女民兵吴凤英(人称周二嫂)三枪退敌兵的英勇事迹被传为佳话，淮北三分区司令员赵汇川在峰山村召开庆功大会，亲自为吴凤英挂花授旗。

　　与此同时，睢宁县与周边县的结合部如睢宿、泗灵睢等地抗日斗争的形势也开始好转，以古邳为中心的邳睢铜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从而打通了华中根据地与山东根据地的通道，疏通了一条由华中经淮北的邳睢铜到峄滕铜邳去延安的交通线。

　　1943年11月下旬，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从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奔赴延安，就是从这里通过的。陈毅在淮北三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古邳停留期间，先后召开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就加强党的领导、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地方武装、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并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泗宿道中》，盛赞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取得的辉煌胜利，并欣然为淮北三地委机关报——《团结报》重题了报名。

　　1944年4月，我根据地军民展开局部反攻，以扩大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在泗灵睢独立团的配合下，对朱楼、朱吊桥两地的敌军据点发起攻击，另有骑兵大队打援，当夜拔除朱吊桥据点，消灭伪中队长朱向军等40余人。次日新四军二十六团和睢宁地方武装攻克朱楼，俘敌百余人。5月，新四军二十七团两个营在睢宁武装大队和民兵的配合下，攻克魏集伪据点，接着消灭车店之敌，睢宁北部各区全部解放。同年9月，泗灵睢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淮北三分区主力一举攻克睢宁重镇大李集，伪政权统治多年的李集镇终获解放。10月，我军突袭邱集朱开大桥伪据点，全歼伪军70余人，然后布下“口袋阵”，当伪区长邱锡廉的3个中队进入包围圈后，我军猛烈射击，共歼敌200余人。至此，睢宁西南部的官山、黄圩、朱集、李集、桃园等区全部解放。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新四军四师九旅在淮北三分区独立团和睢宁县地方武装配合下，于5月发起了攻势猛烈的睢南战役。先后攻克卓圩、卓海、邱集、碾盘等伪据点，歼敌25O0余人，使睢宁南部地区获得解放。与此同时，我淮北三分区武委会主任刘永章率县大队和区乡民兵在敌工人员的配合下，对敌采取分割包围，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结果，我军一枪未放，解决了田河、大王集、魏大桥、邢圩等6个伪军据点，解放了睢城至双沟之间的大片土地。 6月，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保安六团近1000人在高作姚圩起义，编入我淮北三分区独立四团。这样，睢城之敌便处在孤立无援境地，只待我军民瓮中捉鳖。

　　1945年7月7日凌晨，淮北三分区独立一、二、三团在县武装大队和区乡民兵的大力配合下，向盘踞在睢宁县城的敌人发起总攻。各路民兵分别担任埋地雷、扒公路、警戒放哨、抬担架等任务。我军突击队员在城内秘密工作者的协助下，迅速攻入西城门。主攻部队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先后攻占保安司令部、伪县政府，生俘伪县长夏硕武以下官兵2000余人，毙伤近20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物资。随着睢宁战役的胜利，华中地区第二座县城获得解放。参战部队受到新四军陈毅、张爱萍等军、政首长的通报嘉奖。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睢宁人民在中共睢宁县委领导下，积极进行战后家园的重建工作。为彻底清除敌伪残余势力，巩固民主政权，1945年冬，中共睢宁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惩奸反霸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共召开各种斗争会591次，参加斗争会的群众达80余万人次，惩办大小汉奸595人。运动中彻底没收恶霸地主、汉奸、土匪的土地和财物，及时地分给了贫苦大众。在开展惩奸反霸运动的同时，县委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斗争。通过斗争和清算，广大劳苦群众砸碎了沉重的枷锁，摆脱了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各级政权建设得到加强，发展和壮大了各种群众团体，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全县参加工、农、青、妇和儿童团的有95351人，培养各级干部8688人。全县人民群众在各级党政组织领导下，积极组织互助组、合伙会，掀起了修路架桥、恢复交通、疏浚河道、发展生产等建设家乡的新高潮。

　　1946年6月，中共华中分局发出了《关于目前自卫战争的工作指示》，要求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保证主力部队的兵源补充。中共睢宁县委根据这一指示，在全县掀起轰轰烈烈的参
军热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互送的动人场面。据1946年7月统计，全县仅半月时间就有930人参军。与此同时，县委大力发展民兵武装，县区建立武装委员会，成立武装总队，乡建立不脱产民兵中队，全县民兵发展到15393人，并普遍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练习射击、刺杀、投弹等军事技术。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调动军队向苏皖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睢宁人民同仇敌忾，积极配合山东野战军二纵、华中野战军九纵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7月底，在睢宁、灵璧交界的朝阳集战役中，县区地方武装和双沟、王集、岚山等地群众，积极为部队运送弹药、救护伤员、设立后方医院做好伤员抢救工作，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朝阳集战役期间，华中野战军九纵前线指挥部设在睢城东南葛圩村，新四军军长陈毅在此召开县团级干部会议，总结战役情况，并为朝阳集大捷即兴吟诗《饮马到长江》。8月，华中野战军主力遵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泗州战役后转移北上，在大踏步进退中寻求战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8月中旬，我军主力转移后，敌人重兵压境，革命形势逆转，中共睢宁县委根据华中七地委关于向运河东岸撤退的指示精神，组织区、乡党员干部和家属相继从睢宁县北部、东北部、东部抢渡运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狂轰滥炸下，向洪泽湖方向和山东境内紧急转移。东撤途中，许多党员、干部和家属被敌人打散和杀害。

　　1946年8月25日，中共睢宁县委带领区、乡干部及家属1500多人经宿迁城东运河桥撤往运河东岸时，仅撤出240余人，桥即被敌机炸毁。在船少人多、敌机轮番扫射轰炸、渡河困难的情况下，县委机关和部分东撤人员被迫转移到泗阳众兴镇一带。后根据中共华中七地委“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就地坚持”的指示精神，中共睢宁县委和邳睢县委又带领撤出的武装人员和地方党政干部，由众兴镇返回到睢宁与泗县交界的濉河两岸坚持游击斗争。

　　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反动武装还乡团占据睢宁后，疯狂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拔田倒租，清查户口，实行保甲统治。许多未能撤退的党员、干部、军烈属和革命群众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反动气焰甚嚣一时。仅睢七区国民党反动区长刘友益一人曾杀害共产党和革命群众300多人，一次在双谷堆一个坑里就活埋28人。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许多共产党员坚贞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睢城市委书记杨新、龙集区委书记崔成彩等同志不幸被捕后，在狱中受尽了严刑拷打，但坚决不向敌人低头，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的嚣张气焰，9月，睢宁地方武装在县委书记周宇明率领下，从睢南向睢北一带穿插活动，一举拿下敌龙集镇公所，后又在二堡堰与敌交锋。县长刘永章率地方武装连续攻克了大李集、大庄、冯庙、官山等地敌据点，并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用多变战术，不断打击敌人，逐步扩大了游击区。1946年11月23日，国民党反动派六十九师在还乡团配合下对我地方武装实行围剿。活动睢宁县南部的县委机关干部和大批地方干部，会同其他党政干部共2000多人，追寻华中七地委向洪泽湖方向再度东撤。由于时间紧迫，在撤退过程中，七地委与地方各县失去联系。因无统一指挥，各县撤退队伍在混乱中仓促向洪泽湖西部金锁镇方向转移，在吕集、太平集一带，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突围中，我地方武装和党政干部虽经苦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有1000多名干部和武装人员在战斗中牺牲，400余人受伤被俘后惨遭杀害。中共睢宁县委副书记谢景鸿、中共铜睢县委书记李麟彩等大批县、区领导壮烈牺牲，仅有少数干部突围出来，邳睢铜地区党组织遭受了重大损失。

　　根据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华中分局前线指挥部决定将撤到运河东的几个县的干部合并，成立邳睢铜三县工委和武装工作大队，统一指挥该地区的对敌斗争。1947年1月18日，由华中野战军九纵一部组建的淮北挺进支队，在饶子键、赵汇川、王学武率领下，从宿迁北部皂河与窑湾之间强渡运河，打回淮北，并以洪泽湖为依托，坚持敌后斗争。中共邳睢铜工委抽调阎宁波、魏振亚、阎长春、王习之、吴登岸、宋其贞等6人，带领30多名区乡干部组成邳睢铜地区东、西两个秘密工委，与邳睢铜武工队一起，跟随淮北挺进支队返回邳睢铜，坚持地下武装斗争。他们在群众的掩护下，采取昼伏夜出的方式与当地没有东撤的党员取得联系，建立秘密党支部，发动群众挖筑地下室和夹皮墙50多处，在恶劣的环境下，机智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至1948年4月，先后恢复和发展党员136名，建立4个区委和20个党支部，发展潜伏武装近千人，建立可靠的两面派乡保政权30多个，打掉敌乡镇公所两个，处置特务、敌保长8人，为我军开展邳睢铜地区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打开邳睢铜地区的斗争局面，1948年6月，邳睢铜武工大队及部分区、乡干部配合江淮军区独立旅（淮北挺进支队改编）二团二营，先后攻克张集、古邳、朱海、龙集、姚集、魏集等敌区、乡公所，并建立了我地方政权。然后，通过秘密工作人员协助，在魏集车店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睢宁保安大队第8中队长郭干臣及其部下70多人。接着我江淮独立旅在梁集战斗中歼灭敌冯治安部一个团，华东野战军十二纵三十四旅在卓圩战斗中歼灭冯部另一个团。同年7月，江淮独立旅二团在攻克王集时歼敌百余人，又在田河歼灭向西逃窜的国民党宿迁县保安团千余人。随后，江淮军区主力在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下，不顾疲劳，兵分4路扫除了岚山、柴湖、苏塘、陈楼等16个敌据点，经过3个多月的连续战斗。先后攻克敌据点40多处。睢宁西南、西北及北部大部分地区再次获得解放。随着武装形势的好转，区、乡政权逐步建立，地方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为适应新的斗争局面，1948年8月，中共江淮地委决定撤销邳睢铜工委，恢复建立邳睢县和铜睢县。并建立了县装大队和各区联防队，计1900余人。这支武装力量为展开全面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盘踞睢城的国民党反动派一0七军孙良诚部在我军强大攻势下，于12日弃城西逃，在高集邢圩被我邳睢、铜睢地方武装和华东野战军二纵滕海清部先头部队阻击。至黄昏时，敌一0七军军部及二六0师被我华东野战军二纵主力包围，迫使敌军长孙良诚以下官兵5000多人放下武器投诚。国民党睢宁县长朱伯鸿也于当夜在双沟小朱营被擒获。至此，国民党在睢宁的统治土崩瓦解，睢宁人民重新获得解放。

　　在淮海战役中，各级党组织以支前作为中心，动员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掀起了全县支前热潮。在县委领导下，县成立了支前指挥部、粮食弹药中转站、运输队、担架团等，各区、乡成立支前大队和支前中队，统一领导支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支前粮食5  00多万斤，柴草10O0多万斤，马料600多万斤；组织远征队4500人，短工队l7600人，大车200余辆，小车6800余辆，担架6000多副。县委还抽调1200余人组成担架营，由李宗舜任营长随军南下。支前人员响亮地提出“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不怕流血，我们不怕流汗”等口号。蚌埠淮河大桥被敌人炸坏，上级决定将架桥任务交给睢宁县担架营，营长李宗舜接受任务后，带领民工日夜奋战，仅用10天即完成便桥架设任务，保证了人民解放军顺利南下和物资运输畅通无阻。县委在派出大批民工支前的同时，还组织大批干部、群众为过路部队送茶送水、洗衣服、做军鞋、缝制慰问袋、护送伤病员等，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热情。当时，古邳、姚集、张圩一带设有我军后方医院。当地群众尽其所有，无微不至地照料伤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拥军模范。

　　1949年1月23日，中共江淮区党委决定撤销中共铜睢县委，恢复中共睢宁县委，同时，睢宁县人民政府建立。随后，睢宁周边地区各边县县委逐步撤销。睢宁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剿匪、镇压反革命和减租反霸斗争，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了人民政权。从此，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造山河，建设家园，开始了自由、幸福、美好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