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群山之巅》：真正切入当下生活之作迟子建：我今天主要是谈长篇嘛，从《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过渡到第六部长篇小说是《白雪乌鸦》。
《白雪乌鸦》是人文社出版的，是写百年前哈尔滨的大鼠疫。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清王朝末年，在哈尔滨发生了一场大鼠疫，是肺鼠疫，这个传播有点像非典，也有点现在中东呼吸综合症。这个是通过飞沫就可以传染。但是大家最开始以为就是普通的鼠疫，就可以控制住。后来，清王朝，虽然是末年，还是我觉得那时候也有开明之处，有一个留英的博士伍连德，马来西亚人，大家可能知道他。他是了不起的一个——我觉得是拯救了哈尔滨的一个英雄。
他来到哈尔滨，那时候解剖尸体是没有的，第一例尸体解剖是在他的主张之下。他解剖尸体看究竟是什么。最后查出是肺鼠疫。针对肺鼠疫采取政策——把整个哈尔滨发病的傅家甸例行隔离。那时候已经整个死了5000人，那时候人口密度那么低，死了5000人。他采取了隔离封城，戴口罩，就是让一些人加工口罩。我在旧照片里看到那时候的口罩，跟现在医生戴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偌大，只露出两只眼睛。
我觉得这里面埋藏着很多的故事。因为我在哈尔滨生活，坐图书馆，有这个便利。我把当年的远东报，所有的报纸，四维胶片，那些老报纸的照片全都看了一下，等于我个人经历了一场大鼠疫。我写的也是写大时代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小人物的命运。
这个因为不是我今天讲座的重点，我马上过度到我新晋出版的《群山之巅》，是我的第七部长篇小说。
这一部长篇小说是写当代生活的。起因跟我已故的爱人也有关系。十多年前，我跟他有一次来到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大家知道吴八老岛，也是中俄边境，当年在吴八老岛有过一场保卫战，最后我们胜利了。至今在那儿有驻军部队驻扎。
随便走进一个小村子我就相遇了一个泥土房，碰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跟我说，我是攻打四平的老战士，当时受伤断过肋骨，身上至今还有弹片，肺部也有弹片。他开始哭诉，说我就是在战后受了冤枉。因为很快东北光复了，解放战争以后就是解放了。他养伤以后失去了联系，大家就认定他：你失去了联系，一定就是一个逃兵。所以在文革的时候他挨批斗，他一直来到了我小说当中描述的龙斩镇这样的一个小镇，一生在这生活。
然后他在哭诉的时候，我进了他家里。我找不到那张照片了，我跟他有过合影，他的泥土屋里，一个木板，一只罐子，咸菜罐子，剩下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然后是一个院子，院子外就是栅栏，栅栏外就是那种滔滔寂静的黑龙江水，能听到水声好像跟你诉说着无声的一种冤屈。我特别振动，就跟我爱人讲，我说你有朋友在他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内，能不能帮助一下这个老人，把他的冤屈洗刷了，能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给他更多的帮助？
我爱人在那儿之后果然也是做了一方面工作，后来还跟我讲。非常不幸是2002年春天他出了车祸以后，我因为个人的不幸，把这个老人就是淡忘了。我在经历个人不幸的时候，这个老人的不幸无形当中就被我忽略掉了，最后他的什么样的命运我真的不知道。
又是几年以前，我听到了另外的一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听到有一个驻军部队的一位战士，他其实是陪首长的客人去江中去游玩，最后溺亡。死人的事件在一个部队来讲是一个大事件，陪首长的客人这里也有腐败行为。这个是很隐讳的，认为不能说是陪客人而溺亡，上报的时候就逐级的宣称。当然这个我未得证实，但作为小说来讲这就是一个传说当中的元素，把他宣扬成一个英雄，这个英雄，这个假英雄，年轻的，我在长篇里头把他这个角色塑造成为安大营这个人物，唤醒了我对于这个真英雄一个白发苍苍的，在深山里孤寂生活的老人的记忆。
大家从我刚才讲述当中也知道，我从《树下》开始，我的长篇历程。我曾经进过《满洲国》那十四年的历史，我进过一百年前《白雪乌鸦》里哈尔滨大鼠疫的情境。真正切入当下生活的作品，直面当下，直面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的这种不公，包括黑暗等等，我没有。我在这部长篇里，我就进入了《群山之巅》，所以副标题为什么今天叫“文学的山河”呢？其实这个山河是隐讳的，虽然我的长篇里一个有山的名字，一个有河的名字，但我觉得山河那只是一种微妙的融合。山河是它的气象应该是文学的气象，那么我就开始了《群山之巅》的写作。
这里以辛开溜，辛永库，他的原名叫辛永库为背景，他是祖籍是浙江人，从小是被因为那儿的灾荒被卖到东北，就是我写的鹤北——鹤立镇——这里是中苏边境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子。很不幸的，东北就是遭到日本人的这种入侵。辛开溜整个的命运开始发生了变化，被抓去当了劳工修筑要塞，这个是史料里都确有记载的。
他后来逃跑了，逃跑也是因为就是有人。他碰到了这个放羊的人，他发现铁丝网后面可以逃出去。他逃脱了。战争以后，东北光复的时候，他娶了一个日本女人，这个历史上也确有记载。光复以后，很多日本人分批分批的遣返，有的从大连遣返，有的从沈阳，有的从我长篇里写到的葫芦岛遣返。有的没有被遣返的这样的战争当中的女人，她是非常可悲的命运，有的给中国大户人家帮佣，还有的就是给人做妾。
我这里写的呢，就是她，秋山爱子，作为日本开拓团成员来到东北的。在战败的时候，日本人感到末日已到，去中苏边境去那儿充军。战争结束以后，她的丈夫成为苏联人的战俘，去西伯利亚修筑铁路，是另外的一种悲剧。这个女人失去了丈夫，她的日本男人没有了，她还有一个孩子。被误认为逃兵的这个辛开溜，在一个庙会上相遇到她，很喜欢这个日本女人身上的气息。她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谁能管我和我的孩子，我什么都会做。（辛开溜）他要了她，就在这生活。可是生活在那样一个小城又是不幸的，因为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仇恨。他尽管曾经把她锁在家里，后来又把她放出来，但是她还遭到过两个人的强奸。所以辛七杂是否是主人公辛开溜的亲生孩子，我觉得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战争的悲剧。
（秋山爱子）她嫁了这个中国人以后，辛开溜在这里备受歧视，他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他一直的走……走……往北走，要走到人迹罕至之境。他觉得可以获得一个人性上的生存上的这种自由，那么到了“我”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小镇，一个高高的龙山上。在这里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这个日本女人有一天就突然逃走了，不见了。但是他对于这个日本女人身怀不忘，永远忘不了她身上的这种气息，辛开溜终生未娶，带着一条狗在深山生活。一系列开始。从一个他的孙子杀人开始，开篇是这样开始的。
那么这个日本女人，我就讲这一条线，这个日本女，人最后出现的是在小说的结尾。实际上当年越过边境她去寻找她的日本丈夫，她忘不了他，她找到最后是档案里的一张死亡照片——修筑铁路的时候死于伤寒。那么我写她就是她又最后嫁了一个苏联人，那时候前苏，生了孩子，叫季莫廖夫。小季莫廖夫最后来中国寻亲，来到这个小镇找到了他的哥哥辛七杂。我做《群山之巅》出版这半年，接受过无数的访问，没有一个人关注到秋山爱子的命运，因为我把她埋藏起来写，她经历了一生三个男人：日本人、中国人、苏联人。整个战争的脉络在东三省战争带给中日两国普通百姓身上的这种伤痛，在战争当中个人是多么的悲惨，他们的命运又怎么能被写进历史教科书？这是我要关注的，写他们人性的这种温暖，写战争的这种残酷和复杂性。
我这时间差不多了。这里面还有我实地也做了很多，因为写到了法警。也有读者说，写到的这个法警是有确有其事吗？真是的。因为死刑犯执行改为从枪决改为注射执行的时候，当地山区的法警就要把这些枪上交给上一级法院，他们就要把它包裹到一起，坐着火车押运枪支。包括这里我采访法警的时候，他枪杀了很多死刑犯，他有一个情节，我在这里可以说，这不是我虚构的。有一个少年就是说“你能不能枪毙我的时候别毁了我的容？”（法警）他枪法好到什么程度？他说“那好吧，他说你张一下嘴吧。”这男孩子就微微一张嘴的一瞬间，子弹射出去，子弹通过他的牙缝，一张嘴微微露的牙缝穿过去从后颈钻出，一点没有毁他的容。我当时就握着这个法警的手，我觉得他进行了伟大的人道的枪决，虽然他是个罪犯。类似这样的故事，作为小说家是很难很难虚构的。所以有的时候，作为作家有的时候，像我生活的领地，我在基层和边地拾取的故事，往往被人当做是猎奇的故事。
我记得很清楚，《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央视，在央视评价那一届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时候，就有一个不说他的名字……也不说他的大学吧……总之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的一个教授在说，迟子建这部小说，我觉得我对她的评价比较一般，她以往的作品写得很好，但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她不该虚构一个边地的故事，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评价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第一太无知，第二太冷血。这是一个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的部落，所以我后来就是我委婉的回应：我只是在媒体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其实当真正的鲜血喷溅的时候，我们竟然以为那是油漆。”这个太可悲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
文学的山河能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留下来了。因为我虽然50多岁，但我觉得我的写作的年华还是比较长，我希望我能够长寿。因为我对自己的写作是不满意的，我觉得每一个作品都会留有遗憾的，我希望我的未来当中仍然能以我的山河为背景，山其实是我生命的旗帜，河是我作品的一个底色。当然这是实际的来讲，但是具体到作品，山河就是一个作品的气象，山河气象。
